束星北:17本笔记诠释在青岛的30年岁月

来源:青岛日报发布时间:2017-07-06 10:07
    束星北(1907-1983),我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曾先后留学美国、德国、英国,师从爱因斯坦、爱丁顿等世界级大师。1932年9月,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在此前后工作生活了近20年。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培育了李政道、程开甲等杰出人才。1978年他被国家海洋局一所聘为研究员,曾任中国海洋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海洋局学术委员会委员、《海洋学报》第一届编委会副主编等职。
 
  位于青岛鱼山路36号的老山大教师宿舍大院儿的门上,“束星北故居”的黑色牌匾赫然在目,而这似乎也是这位在青岛度过了最后30年岁月的公认的天才物理学家在这座城市存留的唯一印迹。7月4日下午,束星北的长孙束嵘从美国专程回到青岛,在母亲李涌和父亲束越新的陪同下,将爷爷的65件遗物史料捐献给了浙江大学。
 
  这65件文物包括两本应用光学的研究论文;自制的合轴调整光具组及反光镜的组合;他曾经使用过的烟斗、放大镜、太阳镜、书籍以及对数表等等;还有17本日常研究和思考的笔记,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爬满了脆弱的纸张,为他在青岛度过的30年人生的持守写下注脚。
 
  出席仪式的浙大副校长罗卫东说,束先生的遗物,帮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他们所成就或致力于成就的那些事。他透露,浙江大学正在建一个档案馆新馆,“我们将把所有与浙江大学历史相关的人与事都汇集在这里,同时也会对许多前辈的后人做一些口述史,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趋完善。我们对于一代科学家的精神和风范的纪念和传承,由此来体现。”
 
 
 
  捐赠的笔记本
 
  据悉,目前档案馆已接收了马一浮的书法作品、竺可桢的全部日记原本,还有“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先生也把他获得的“两弹一星”的勋章原件捐赠给了浙江大学。
 
  浙大副校长罗卫东:
 
  他是浙大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也是一代先师的典范
 
  在4日的捐赠仪式上,浙大副校长罗卫东称束星北为一个传奇。“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校史中堪称一个伟大的传奇,每年校庆纪念日,当我们回顾浙大校史上那些作出杰出贡献的教授时,束先生的名字是一定不会遗漏的。这也是与我们的校园文化传统血肉相连的那一部分。”
 
  作为分管校史工作的副校长,罗卫东接触到的老校友特别多,每次谈起束星北,大家对这位昔日的师长总有诸多怀想。今年是浙江大学校庆120周年,校庆中有一段视频,来自束星北当年的学生李政道先生,他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母校,而在这封信中,他只提到了两个名字,束星北和王淦昌。王淦昌是国家“两弹一星”的元勋,他们两位同时也是惺惺相惜的挚友。在那封信中,李政道说,他这一辈子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源于束星北的教育和引导,是束先生把他对物理学的兴趣激发了出来。他还特别提到,束先生是如此爱才,当他感觉到已经不能再指导自己的学生时,就把他介绍到了西南联大,他是真正站在学生成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罗卫东认为,束星北不仅是浙大历史中的一个符号,还是一代师风的典范。他说,直到现在,当年的学生们还会提起他们的两位“狂放”的师长:束星北和王淦昌在浙大物理学课堂上火花四溅的辩论,彼此互不服输,他们那种求是、求真、一丝不苟的学风,严谨的科学精神,至今铭刻于心。
 
  在他的学生们心目中,束星北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做人的纯粹性、认真性,在科学家中都是鲜有的。
 
  束星北儿媳李涌:
 
  “他知识渊博,什么难题到他那里总会迎刃而解”
 
  一直将这些遗物珍藏在身边的李涌女士昨日告诉记者,前一晚她还在翻看这些笔记,看到为了节约纸张,老人当年是如何尽可能地将文字挤在一处,薄薄的一片纸双面书写,两面都力透纸背。而那些年,却正是束星北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即便如此,“他所想的还是如何能够为社会多尽一分力,多做一点贡献。”李涌说,“这是老人发自肺腑的话,像他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人,什么难懂的知识都能被他讲得深入浅出,什么难解的问题,到他这里总会迎刃而解,找到应对的方法,的确是应该多做一些事情的。”
 
  而李涌并不知道,28岁即已成为名教授的束星北,曾经写下这样的话:“……自恃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下去。”他1945年造出中国第一台雷达,之后又做了一场 “原子弹理论”学术报告……他是有如此骄傲的资本的。
 
  从1962年到1983年,作为儿媳的李涌始终陪在束老身边,她目睹了这位天才物理学家如何卷入了那场政治风暴:1952年,由于高校院系的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当时还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之后的20年,他的学术研究趋于停滞,被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彻底拖出了实验室。而即便是在当时的医学院最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居然开始研究激光针刺之法。
 
  “许多次,他被迫转变专业研究方向,从头开始,可是每一次都是学一门精一门。”在李涌看来,这位长辈从来都不曾被击溃过,她甚至认为,在“文革”最激烈的阶段,束星北之所以能够保全自己少受一些肉体的折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才能,大家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专业的“技术通”随时来解决各种机械仪器故障难题。
 
  1960年他被调到青岛医学院,不但千方百计上好课,还主动修好了许多当时在国内无法修好的进口仪器设备。他说:“看到国家贵重仪器的损坏,而我袖手旁观,是我良心所不允。”他的修理水平之高使他声名远播,驻军的雷达坏了也请他去修,他曾帮驻军审阅了高等数学的教材。他还提出写书计划,传授物理知识, 1965年完成了专著《狭义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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