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无人等待

■作家苏童。 王 雷 摄

苏童乘坐的航班是下午四点到达青岛的，一下飞机就匆匆赶到青岛大剧院，那里有早就等待的青岛媒体。当得知还需要出镜时，他有些犹豫，因为他不擅长应付镜头，“随便聊聊还好。”

果然，在机头灯下，苏童的眼神始终在游离、闪躲，对于一个成名多年、见惯场面的名人来说，苏童的表现有点不合“常理”。但现场的记者，尤其是女记者对他印象颇佳，这个有着江南书生气度的“大叔”是很多文艺女青年的男神，而他在公众场合偶尔表现出来的不自然，在她们眼里也是真诚、厚道的表征。

而且很多人认为，苏童是中国最会写女人的作家：从1989年到1992年，苏童集中创作了四部关于女性的小说，分别是《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而这些女性题材的小说借助影视化为大众所知的同时，也成为了苏童写作生涯的某种标签。这就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苏童需要跟误解他“红粉知音”的人解释：“我并不认为自己特别了解女性”；一方面又要和持有“男作家写不好女性”论调的人商榷：“男性作家写不好女性不是天经地义的”。

解释是件很累的事，苏童还是喜欢回到写作，在那里面自己和自己较劲。苏童说，那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即便一部小说到了创作的终点，也无人等待，但这就是他作为作家的最终归宿。

关于红粉知己的幻觉

1989年是苏童文学生涯的分野。

苏童自述，在这之前的6年时间里，他的小说基本没有刻画过人物，甚至连传统意义上的“故事”都不算，被业界划到了“先锋派”，而且还成了其中的代表作家。苏童开玩笑说，“先锋派就是写一些大家看不懂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先锋派最大的贡献或许正在于文本的探索，当年包括马原、苏童、格非、马原等人在内的年轻作家，试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贫瘠之地开拓新的疆域。不过先行者成为炮灰的几率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热度不次于如今的影视，苏童回忆，“那时的文学是一条独木桥，千军万马等着过，好在热爱，所以坚持。但坚持也不一定能胜利，还得看机缘。”

苏童的机缘就是1989年创作的《妻妾成群》。“这是我想了很多年的一个构思，决定创作的初衷就是想好好写几个人物、讲一个故事，一个旧中国多妻制背景下的故事，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男人与女人、人与人、人与命运的关系。”这部小说发表后带来的影响是苏童始料未及的，他有点搞不清这个“发霉的、泛黄的、莫名其妙的中国式的老故事”（苏童语）会受到读者如此多的青睐——世界各地的读者通过一部传呼电话找到他，问询了千奇百怪的问题。

相比苏童关注的“人与人的关系”，读者会更好奇这是怎样的作家能把女性形象和女性关系描绘得这么细腻，甚至有读者向他请教恋爱经验。面对文学爱好者的追捧和媒体的追逐，苏童有些无所适从，他自述：“在许多场合我像葛朗台清点匣子里的金币一样清点嘴里的语言，让很多人领教了沉默的厉害，有时一个沉默的人去访问另一个性喜沉默的朋友，其场面会像一部三十年代的默片电影。”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对于一个26岁的青年来说，《妻妾成群》的成功也确实给他带来了“虚荣的满足”，他随后又创作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小说《红粉》。

《红粉》的人物原型来自于和他住在同一个楼上的母女家庭。苏童说，他忘记是从哪里道听途说到关于这个普通家庭影响非常不好的“传闻”，再加上苏童自己的揣测和好奇，那种畸形的、完全错误的人物印象却被记录成了小说。

从《妻妾成群》《红粉》再到后来的《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苏童的这一系列小说被称之为“红粉系列”，苏童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懂女人的小说家，以至于当他开始描绘起“男性形象“的时候，读者会发问“哎？你苏童怎么写起男人来了”。

包括这次来青岛，又有人问苏童“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如何把一个女性写得如此细腻”，苏童置身事外般笑着耐心解释，“这个问题起码回答了一千遍了，男作者写女性角色是不可避免的，你需要调动自己的记忆，把七大姑八大姨、从小到大见过的女人在脑中过一个遍”、“有些读者对此是有幻觉的，觉得男作家把女性写的差不多就行了——这对我们的要求未免也太低了”…….然后苏童又列举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例子，试图解释“文学史上一些伟大的女性都是男作家写的”，确实显得轻车熟路了。

苏童此次来青之目的，是为了参加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小说论坛暨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活动，而他的获奖作品正是三十年前写下的《妻妾成群》。

苏童说，“女性作品在我整个作品创作的量当中只能占十分之一，但很多读者也许没看过我的其他作品，所以我生活在误解之中，但这就是一个小说家的生活，甚至也是一个人很常有的生活。”

孤独是最终的归宿

与很多著名作家一样，苏童在大众层面的认知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影视改编赋予的。

比如《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据苏童回忆，实际上张艺谋是第三个找到他要求改编的导演），获得了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和1992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随后《红粉》被导演李少红改编成了同名电影，《米》也被导演黄健中改编成了电影《大鸿米店》。

“没有一个电影和电视剧是原作者的作品。”苏童对此讲得很直白，“小说在被改编的过程中，原作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导演是老大，或许他们对小说的改动是非常随性的，很多作者对此也有意见，但我觉得无所谓，原著与影视改编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就算有，顶多也是隔了几辈的血缘关系。”

而与一些著名作家不同的是，苏童对于影视的态度并不显得疏离，只是强调在创作上要保持警醒和克制——“小说的影视化是被讨论了几十年的话题，其实可以分开来说：一方面这个时代各种媒体、传播手段互相渗透、借力是非常常见的事，小说借助影视毫无疑问可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辐射力，一些人可能不喜欢文学，但爱看电影电视剧，能通过这个渠道了解你的小说，肯定是好事；但小说和影视的创作规律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一个作者写小说时就考虑影视改编的事，我认为就是犯了很大的忌讳，因为小说永远是小说，影视永远是影视，他们是泾渭分明的。”

与对影视改编的态度一样，苏童对很多问题的见解都是站在多维度上去解读的，就像他认为小说中人物的困境永远没有正确答案。

比如有人问为何他的作品中大多偏向于人性恶的成分，他解释：“好比现在还有人讨论性本善、性本恶，说白了还是用二元论去思考问题，我认为这是很低幼的（想法）。人性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所有作家笔力能及的范围，上千年来作家一直在探索人的命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童说，人性是天空，不是物体，它是永远探索不完的领域。

比如有人聊到了碎片化阅读的话题，苏童则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时间是碎片的话，那只能碎片化阅读。但哪怕你有10分钟的时间，你就能看十几行的诗，你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看完一篇小说——关键是你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了什么、读到了什么，这才是问题。”

再比如有人提到了网络文学的纷杂与乱象，试图引导苏童对现今热议的宫斗剧提出一些臧否。苏童讲，“我从来觉得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是要做严肃文学作家、畅销书作家还是一个网红作家，是写宫斗、写盗墓还是穿越题材，同样是写作、同样是立志成为一个作者，道路是截然不同的，只要你想好了要走哪一条，坚持下去就可以了。不过你同时要明白，这些道路往往是无法交叉的。”

但当有人希望苏童对喜欢文学的年轻人给一些写作上的鼓励时，苏童的回答却鲜见的决绝而肯定，“我从来不鼓励孩子走写作这条路，那是害人。除非你就是热爱（写作），非他不行，你已经想好了要和孤独做斗争，你内心中的生活永远高于现实生活，那或许可以去尝试。”

在苏童眼里，如果说大众娱乐产品的创作是直通欢场，那么从事文学写作则是走上了一条注定孤独的道路。

上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末是苏童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他完成了上百篇的短篇创作，但创作长篇小说一直是他无法放弃的野心，2015年8月，他的长篇小说《黄雀记》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不仅成为了苏童文学创作上的又一个高点，也让他成为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那一批作家中，为数不多的仍保持旺盛创作力的一个。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苏童仍保持着对名利的警醒，“静下心来”是这几年他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苏童说，“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经历了无数的退稿，很多人都觉得我写的根本就不是文学。但那段时间让我明白，写作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即便你完成了一部自己还比较满意的作品，也会发现终点无人在等待，你注定就是一个人在行走。这就是作家的最终归宿。”（记者 梁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