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章的追求

■胡竹峰及作品

《中国文章》是胡竹峰的散文选集。他谈文章、读碑帖、说山川草木蔬果，兼及饮食风俗，遥遥呼应古人所推崇的竹简精神，把一个字一个字刻在竹简上，字挟风霜、声成金石。追求文字的精炼，并以短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核心。用他自己话说，这本集子取此书名，只因收有一篇名为《中国文章》的文章。

在胡竹峰看来，所谓中国文章，就是东方美学山水间的宫殿坛庙、寺观佛塔、亭台楼阁与民居园林，风景迢迢，花鸟虫鱼悠然自适。中国古人做文章，以业待之，心里有切切意，面目清严妙喜。他的写作尽量避免受到翻译体的影响。不喜欢欧化的句子，因为那是经人翻译之后的，可能离原来那个文本太远。胡竹峰有时候会想，如果让古代那一批文章家复活，他们怎么面对现代汉语？作这样的尝试，他觉得很有趣，也很有挑战。

胡竹峰说,中国文章如博物馆，先秦文章是青铜器，楚辞是陶罐，魏晋文章是汉瓦，唐宋古文是秦砖。再具体说，庄子是编钟。老子是大鼎。韩非子是刀俎。李白的诗歌是泼墨山水。杜甫的诗歌是工笔楼台。苏东坡的小品是碧玉把件。柳永、李清照的词集是白瓷小碗。三袁、张岱仿佛青花茶托。鲁迅是古老的樟木箱子，结实，装着肃穆与神秘。张爱玲是陈旧的红木餐盒，托出一道道奇珍菜肴。沈从文是一本册页，有书有画……

当然，这只是比喻，但其中却是胡竹峰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和体验。说到文章本身，胡竹峰如此描绘：文章的事，一山有一山风景，有的山像蛙身，有的山如佛首，有的山俨若狮虎豹。天地间的山水自有其状，人为不得。巧夺天工之巧是为艺之大道，也是为艺之根本。

对于自己的散文写作，胡竹峰说，他的散文，信马由缰，不成体系，也可以说是随意下笔，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所遵奉的是不脱离中国古人所说的文章之道，在中国古人文章的车道旁栽上自己的大树。好的文章，应该立足于前人。不复古，就谈不上发展。他自喻为这是他的偏见，当然，他也并非以古为尊以古为一。

回首中国文章，胡竹峰说：先秦诸子百家，抛开思想，从文本而言，韩非子、孟子的文章用力过猛，质大于文。他更喜欢魏晋六朝的文字，灿烂恣意，又不动声色。六朝文章虽好，但艺术没有固定的美学走向，尽管它是中国文章好的质地，但不是唯一的布料，所以后来唐宋八大家要另辟一条路子。公安也好，竟陵也好，桐城也好，都是文体家，他们不断寻找自己的路，寻找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们是中国文章的革新派。

胡竹峰供职于报社，白天工作之外，他的写作大抵在晚上。“漫长的一天过去，暮色四合，在灯火通明下点横撇捺。一个人静下来写点东西，算是表白心迹……”这也是他的写作的理由。

《中国文章》一书可以看作胡竹峰近十多年里文学写作的总结。这十多年里，他写了书法、绘画、饮食、历史、现代、戏曲、阅读等等诸多题材的作品。对于自己的写作，他说，在2008年的夏天，他突然有所悟，知道了文章该如何写，严格意义说来是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样的文章，转眼间十年了。前些年陈丹青先生给他写过几封很长的信，谈到他写作面临的问题，言辞恳切周到，又一针见血，让他受用至今。“写作意味着一种存在，一种修炼，在文字的世界里有一种天地人三者合一的东西。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种感觉很奇妙，让人知道很渺小，也知道自己很强大啊。”

在文学写作上，胡竹峰说自己最看重原创精神，一篇文章若没有一个新鲜的点，肯定不行。好文章要有独见性。多年前他看到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于是用红笔端端正正地抄在一本上海古籍版的《西游记》扉页上：“文章出于剽辍者，丰靡而不美；出于独见者，简质而华贵。”这句话，和《魏书·祖莹传》中说的“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道理差不多，是大白话，也是大实话，做起来却不容易。创作力，是作家之源。写作如造楼，哪怕是海市蜃楼，也要有市有楼的映照。

胡竹峰说，他喜欢过去的文章，却喜欢当下的生活。一个人是需要当下性的，没有当下性，文艺免谈，不管书画还是文学还是其他门类。他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差不多是一个很乡土的社会很农耕的时代，有古人遗留下来的生活之脉。但现在会怀念过去的氛围，那个气氛让你觉得就像章回小说像明清小品。只有沉浸在过去的那个氛围，才会有写作的快乐。他说自己是一个看得很开的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人要老要病要死，所以更要做好当下，珍惜当下。他喜欢漂亮东西，漂亮的书，漂亮的小古董，虽然不是有钱人，那就尝试写理想中漂亮的文章。现代气质让他知道众生平等，万物有灵。

中国文章里有墨戏，譬如“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墨戏。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个“绿”字，用成了动词，整个江南岸变成了绿色的。据说换了好几个说法，“春风又吹江南岸”，“吹”字不好；春风又“到”江南岸，“到”字不好；春风又“抵”江南岸，“抵”字还不好。最后选了“绿”字，就也是墨戏。鲁迅的《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还是墨戏。

中国文章是名词，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依文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这是胡竹峰写中国文章的模型。胡竹峰说，在某些人的写作上，散文在很大程度很大范围变成了抒情一体，他就是想用中国文章打破散文的桎梏，写出中国传统一脉里的山水画精神，碑帖精神，竹简精神，瓜果蔬菜精神，冷兵器精神……

胡竹峰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有着深深的敬畏，在他看来，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张恨水，他们的文章，今人很难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白马湖中学的老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的中学校长，居然是周树人。这些，也是让他沉醉在中国文章的氛围里的缘由。在当代作家里，贾平凹、韩少功并列成为他最欣赏的，所以《中国文章》一书他请两位作序题签。韩少功的序中说：“竹峰是可贵的异类，其写作是我期待已久的一种勇敢尝试，一种重建中国文章之审美传统的可贵立言。他志在传承本土遗产，另辟批评新局，谈墨趣，谈韵致，谈风骨，谈意境，在精微处看智慧，在总体上见心性，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和理论别有深刻体会，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竹峰还由文及人，由人及人境与人生，遍及草木虫鱼、日月山川、衣食住行、天道人心，于字里行间重申‘功夫在诗外’（陆游语）的文学观，包括体悟‘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语）之浩瀚古意和美意——不失为文章之道的又一要旨。”

还有一位作家是他喜欢的，这就是蒲松龄。胡竹峰说，蒲松龄让他知道言之有物，以少胜多。《聊斋志异》是他的枕边书，看了二十几年了，现在还经常翻。

胡竹峰说，他的安徽同乡胡适视“勤谨和缓”四字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秘诀，他认为这四字值得自己一辈子去学习。勤，不偷懒，不走捷径，切切实实，辛辛苦苦去作；谨，谨慎小心，不粗心，不苟且；和，不要发脾气，不要武断，多一点和气，要虚心，脑筋不存成见，不以成见来观察事，不以成见来对待人，无论对事、对人、对物、对问题、对真理，完全是虚心的；缓的意思，不要忙，不轻易下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缓的习惯，前面三个字都不容易做到。

《中国文章》，胡竹峰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版
      （记者 薛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