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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潮生是故乡

--青岛100个故事连环话

来源:青岛日报时间:2020-06-08 16:18

■刘子山 资料图片
①位于青岛湖南路39号的东莱银行旧址,现为东莱美术馆。
②胶州大沽河博物馆柯劭忞塑像。
③由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

第二部分·文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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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力编著《新元史》,并负责总成《清史稿》——

柯劭忞:空庭落尽紫丁香

在清不到300年的时间,胶州共出了两位皇帝的老师,一位是匡源,在33岁时为皇子奕詝讲经,并最终成为咸丰帝的“顾命八大臣”之一;另一位是柯劭忞,在60多岁时教4岁的末代皇帝溥仪读书。而传为历史佳话的是,匡源掌印济南泺源书院时,柯劭忞是他的得意门生。两位帝师均以学问名世,这也成为胶州文脉兴盛的骄傲。

柯劭忞一生历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清朝覆亡后又活了22年,寿享85岁,不可不谓高寿。他的“履历”很单纯,一辈子他只做“学官”。在清朝,历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清亡后,他以前清遗老自居,北洋政府请他主持学术机构,除了接受纂修《清史稿》,其余都不肯承担。他治学广博,尤精元史,独力编著《新元史》,并负责总成《清史稿》,学术为人肯定。

这位满清末代帝师、史学大家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一般来说,人一旦成名,后世对他少年往事的“追寻”,多少都含有一些神秘想象。作为学问家的柯劭忞,早年的生活,也没能跳出“书香门第”加“埋头苦读”的逻辑。但是,由于他的人生轨迹行走在清末民初,距今百余年,一些史料、笔记记载,多为可信。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柯劭忞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柯培元是清嘉庆、道光年间有名诗人,通晓天文、地理;其父柯蘅对史学、文学、音韵等传统学问多有见解;其母李长霞在国学、诗作方面不让须眉。 在这种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柯劭忞自幼就显露出一定的文才,七岁时写下了颇有意境的诗句“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当然,柯劭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也很重视,咸丰十一年(1861),为避捻军之乱,他们从原籍迁潍县,在流离变乱中,其父母仍教子女经史文章,朝夕不间断。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柯劭忞考中进士,遂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不久任编修,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之后,他做过湖南省学正,担任过国子监司业,去过日本考察教育,还在京师大学堂任过职。1910年,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成立了资政院,声望甚高的柯劭忞出任了资政院议员一职。同年10月,柯劭忞出任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不久,他又被调回北京,被赐“紫禁城骑马”这一殊荣,其主要职责是教4岁的末代皇帝溥仪读书。柯劭忞是继匡源之后,清代胶州出的第二位皇帝的老师。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逊位。至此,柯劭忞像是无根的浮萍野草,失去了“家园”的依靠,连同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沈曾植、劳乃宣、辜鸿铭等人,他们构成了清朝的遗老群体。

“国可灭,史不可灭。”这是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逊位,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开始着手编纂清史。

1914年9月,清史馆正式开馆,避居青岛的赵尔巽入京就任馆长。他履新后,“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在纂修的知名专家学者中,史坛名笔柯劭忞在清末即致力于蒙古史和元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努力,撰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此次修史,柯劭忞仍是领衔人物。期间政坛风云变幻,清史的编纂也几起波澜,到1927年,风烛残年的赵尔巽病入膏肓,并于当年9月以84岁高龄撒手人寰。之后,代理清史馆馆长职务的即为柯劭忞,他前后参与编修《清史稿》十四年,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除了史学领域的卓越建树,柯劭忞还致力于经学、诗词文章。出版了《春秋谷梁传注》等书,并有《蓼园诗钞》传世。上世纪二十年代,近代著名学者和诗论家王国维对柯劭忞的诗评价很高,认为 “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以其为正宗,且所造甚高也”。 胡相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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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他的房产几乎遍及青岛主城的黄金地段,“刘半城”之名由此得来——

刘子山:大时代中命运流转的城市传奇

今天从湖南路39号的院落大门前经过的人们忍不住对这座体量方正气派的花岗岩贴面建筑多看上两眼。上世纪20年代,恐怕除了当时早已停业的德国德华银行旧址,这里就是青岛地区最为现代的金融业建筑了。而这幢楼宇最初的主人刘子山,和他所经历的与城市开埠同步展开的波澜壮阔的变革大时代,似乎都已与这座昔日繁华的东莱银行营业大楼兼住宅一同静默,鲜为人知。

提起刘子山,今天不少上了年纪的青岛人会说,“我们家住的房子原先就是刘子山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如果在青岛的市南区和市北区两个中心城区租房子,很可能业主就是刘子山,他的房产,几乎遍及青岛主城区的所有黄金地段,“刘半城”之名由此得来,名副其实。

如同每一部戏剧的开场,主人公的际遇总是充满了偶然的变数。1891年,14岁的贫困少年刘子山第一次离开山东掖县的湾头村,来到胶州湾畔的一处渔村讨生活,此时正值清廷批准驻防的命令下达。在青岛开埠的标志性年份,刘子山贩卖杂货生意失败,与尚不足以称之为城市的青岛擦肩而过,而他的下一次到来,则要等到七年后。没有人会想到,那时的渔村已成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命名的新城区,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之初,刘子山等来了他命运的转折。

一位德国传教士家中的服务工作,让这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获得了进入德语教堂学校学习德语的机会。因为成绩优秀,他提前毕业,获荐成为正在修建中的胶济铁路德国工程师的专职翻译;之后他又去过湖北,担任张之洞的德语翻译……新世界的大门向这个年轻人敞开。

他的创业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应了青岛自进入城市化以来几乎所有的华人事务:城市开发,商贸,金融,教育,慈善……刘子山的个人命运,与青岛早期城市化的命运走向彼此交缠,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至少前30年时间里,这座城市的发展都和作为青岛首批新移民代表的刘子山的野心、智慧和行为息息相关。

1918年,东莱银行正式开业,它成为改写青岛近代金融史的转折点,而刘子山,成为中国近代华商银行传奇史中一个永远无法绕过的名字。那一年刘子山41岁,国内共有银行65家。

虽然没有当时职业银行家普遍的海外留学背景,这位草根出身的实业家,却凭借自己早年的西化见识,自带创新的特质。青岛学者贺伟在他所著的《风雨半城山—刘子山传奇》中讲述:他坚决不把家人、乡亲、故旧引入银行,不办家族企业,而是引入了超现代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擅于识人、用人,同时又拥有对于资本市场的敏感度和魄力,刘子山很快便集聚英才,当时政府银行的三名骨干,当年青岛最优秀的华商银行人才——成兰圃、吴蔚如、吕月塘,在同一年加入东莱银行的筹建。上世纪30年代东莱银行的一位练习生晚年曾回忆:当时东莱银行中午吃饭免费,一桌有八个菜。年轻的练习生们每月工资有8个大洋,不必为生计操心。

刘子山的外孙刘植说,“历史给了外祖父一个机会,外祖父抓住了机会,让他自己和我们这个普通的北方农民家庭,最终成为民族革新和家族命运转变的一个具有醒目时代特征的符号。”

从1898年到1948年,刘子山从一个来自掖县(今莱州市)的无名之辈,成长为叱咤风云的金融巨子,一个行业的开创者与规范制定者。据贺伟考证,到1948年,刘子山个人所拥有的资产总和,折合成黄金计算,相当于今天的900亿人民币。

不论是作为前台操盘还是幕后推波助澜者,东莱银行创始人刘子山对新都市文明的建立以及影响力的扩大居功至伟。青岛历史学者李明在他的新作《青岛城市文化形成史》中评述:作为民国平民奇迹的象征,刘子山没有辜负文明期待,也没有辜负他所生活的时代。“如同一座飘摇的纪念碑,凝聚了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共同筑造的热情与活力,社会之变,文明之变,须臾不曾离弃。” 李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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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修订《辞海》之后,他又致力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

罗竹风:我国辞书编纂与出版史的“一盏明灯”

1996年11月,罗竹风像一叶深秋的丹枫,安详地飘落在异乡故处。

20余年过去了,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或许早已淡出了今人的记忆,但是,学人书架上离不开的《辞海》《汉语大词典》等书目,像是无言的告白,静静地“述说”着从平度市蟠桃镇(现为李园街道)七里河子村飞出的这只“金凤凰”的故事。

罗竹风的前半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1911年11月,罗竹风出生在一个教员家庭,在家乡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平度知务中学,即现在的平度一中。1931年,21岁的罗竹风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因自己的爱好,最终投入了北京大学的怀抱,而这一年北大只录取了6名中文生,他是故乡的骄傲。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罗竹风积极参加北大爱国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并先后加入“反帝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25岁的罗竹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毕业后,返回故乡山东,在烟台中学任教。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为响应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的号召,罗竹风放弃教师职业,回到家乡同乔天华一起,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开辟大泽山抗日根据地。1940年9月12日,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罗竹风担任第一任县长。

1949年6月2日,解放军进入青岛,罗竹风以军代表身份接管山东大学。今年已经95岁的青岛文坛“老将”刘禹轩也是接管山大的一员,那年,他刚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他在《缅怀罗竹风同志》一文中回忆道:“我当时二十二岁,是其中最年轻的小干部。我们坐火车到潍坊后改乘汽车,一路随着炮声前进,直到午后才到山大,师生员工早在鱼山路大门内外列队欢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庆祝青岛解放’。”就是在这里,短短两年多时间,罗竹风和华岗一道创造了继三十年代之后,山东大学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51年8月,罗竹风调往上海。自此开始,经过革命、离开山大后的罗竹风,又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在上海,他是享誉当代的政治活动家(任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长),宗教学家、语言学家、辞书编纂家(编纂《辞海》《汉语大词典》《中国人名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他还是出色的杂文家。而在后半生与他相伴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却是《辞海》,这也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

曾经与罗竹风并肩战斗在修订《辞海》一线的巢峰,在《罗老与<辞海>》这篇文章中,他这样回忆:“罗老几乎参加了历次《辞海》修订的全过程。1957年秋,毛主席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1958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此时罗竹风同志已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并兼任《辞海》副主编。从那时起,一直到他逝世,前后三十八年,他始终是《辞海》的主要决策者、组织者、审定者之一。”

巢峰说:“罗老治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修订《辞海》,他除了运筹帷幄之外,还逐条审读稿件。夏日炎炎,罗老赤膊上阵、挥汗如雨看稿的情景,老辞海的同仁,至今记忆犹新。从头到尾通读《辞海》(未定稿)全书者,唯罗老一人。”

继修订《辞海》之后,罗竹风于1979年致力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1981年,又担任我国第一部规模最大的《中国人名大词典》主编之一。罗竹风主持编纂的几部规模最大、在读者中最有影响的骨干型工具书,在我国辞书编纂史和出版史上,树立起了一座座巍峨的丰碑。

虽然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但是罗竹风并没有忘记家乡平度。1982年9月初,罗竹风回到大泽山时,乡亲们夹道欢迎老县长归来;1987年,当时的平度县着手编纂建国以来的第一部方志,罗竹风不辞劳苦,欣然应允,并从上海聘请了相关专家,一起为家乡志尽力;199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当病榻上的罗竹风得知家乡要建抗日纪念馆时,当即捐款题词,并撰写了长篇纪念文章。如今,平度一中校园内,矗立着校友罗竹风的塑像。这位青年时期曾在这里求学的先辈,以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深受师生们的爱戴与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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