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潮生是故乡 --青岛100个故事连环话

■坐落在百花苑内的杨振声塑像。

■位于龙江路11号的杨振声旧居。

■海大鱼山路校区内的方宗熙塑像。

■位于观海一路1号的萧军故居。 本版摄影 王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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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声：开启青岛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高光时刻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文学家，鲁迅称他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并将他的作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新潮派”小说代表作，选入《新文学大系》；他是曾经火烧赵家楼、怒打章宗祥的“五四”青年，1919年毕业于北大国文系，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他是先后履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育家……他与青岛交集，不过两年，却开启了这座城市的大学高光时刻，成为20世纪30年代青岛人文高地和大学风骨最初的塑造者。

1930年，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创立。在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省，它是唯一一所综合性高等院校。经蔡元培先生举荐，山东莱阳人杨振声走马上任，就任首任校长。他认真分析家乡山东历史文化状况：“山东在历史上，对于哲学、文学地位皆甚重要，只以近代开发迟钝，一时落后，人且并将历史上的地位忽略。”并因此提出了大学的发展目标：“青大作为地方最高学府，其责任也自然重大，对于历史上地位，不但负有恢复之责任，且当光明而扩大之”。

围绕这一目标，杨振声精心设计布局大学的创新教育体系和格局，让时人叹为观止。中国海洋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杨宏勋对此做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杨振声思想进步、富有远见。他任人唯贤、求贤若渴，不管是哪一派，都热情欢迎。皆尽传承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办学之风。

当年杨振声发起了一场课程改革。上世纪30年代，高等学府不允许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便是在高举“五四”新文化大旗的北京大学，直至抗战前夕也没有新文学史的一席之地。而杨振声的这场课程革新，则开大学风气之先。

他亲登讲台开设讲授《小说作法》课，把新文学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等古典文学课程同等地位，且成为中文系课程的中心和先导！不仅如此，说起近百年前大学的文学院课程设置，恐怕今天的莘莘学子都无法想象，那是何等蔚为大观的盛况。

院长、著名诗人闻一多讲授《文学史》、《名著选读》《唐诗》和《英国诗歌》；学者、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梁实秋讲授《戏剧入门》《莎士比亚》《英国文学史》《欧洲文学批评》等课程；新月派诗人孙大雨讲《英国文学》；学者沈从文讲《高级作文》和《中国小说史》……此外在文学院任教的还有作家方令豫、台静农；诗人陈梦家、费鉴照等。

不拘一格广泛网罗人才，始终是校长杨振声放在首位的一项工作。在他聘请的学者中，既有学术界的一时才彦，也有教育界的后起之秀。著名诗人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学者、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梁实秋任英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育家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之任生物学系主任；数学家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化学家汤腾汉任化学系系主任；物理学家王恒守任物理学系主任……还有诗人陈梦家、学者沈从文、楚辞专家游国恩、语言学家闻囿、生物学家秦素美、沙风护分别在各系任教。

借青岛地理之便，杨振声亦常邀约著名学者赴青岛讲学，进行学术交流。蔡元培、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都曾到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演讲或授课。一时间，人才济济、灿若群星，青岛三、四十年代的文化鼎盛，自此时而起。

杨宏勋说，青岛一定是让杨振声终生难忘的一座城市，这里不仅给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亦把自己全部的智慧贡献给了这座学校，使她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就跻身全国名校之列。他把现代大学精神从北京根植于青岛，并在青岛发扬光大。还不止于此，在这里，他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学者名流结下深厚友谊，他们策仗漫游崂山，在靛缸湾瀑布前流连忘返；把盏言欢，成就一段“酒中八仙”的佳话。

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堪称北方三大文化中心之一，而高校正是青岛文化的精神高地。1994年国务院命名青岛为历史文化名城，亦得益于这一历史的高光时刻。今天龙江路11号杨振声故居犹在，与之同路毗邻的龙江路7号，正是当年的教务长、后来的继任者赵太侔的旧居，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同样曾经鸿儒谈笑、名流雅集……在这座城市，他们的名字永远紧密相接，无法抹煞。

李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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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宗熙：

从“陆地”迈向海洋 一生广阔

耕海探洋，青岛的海洋科学研究学界可谓名家荟萃，前辈科学家们的唯真求实，在这里树起海洋科学事业的丰碑。作为青岛海洋科学研究学界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遗传学家、科普作家方宗熙在青岛完成了由一名“陆地”科学家向海洋科学家的转变，他曾写下科普名篇《生命进行曲》，更用三十多年的不懈追寻，谱写出一曲与大海和鸣的“生命进行曲”。

方宗熙是福建云霄人，自小便展现出学习的定力。在厦门大学学习时，早晚都要看书，课余时间大半都在实验室，每天的学习生活非常有规律。方宗熙本想报考清华大学的出国研究生，但因抗战未能成行，1937年回到母校云霄中学任生物学教师，后赴印尼、新加坡的中学教授生物课，同时开始创作科普文章和写小说。1947年，方宗熙赴英国攻读人类遗传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方宗熙回国受阻，转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研究。约半年后，方宗熙终于回到了祖国，先在总署编审局做了一段时间的编审，后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写生物教科书。方宗熙编写的教科书，成为新中国第一套生物通用教科书和小学自然统编教材，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也称赞，“方君之稿甚好”。方宗熙还与周建人、叶笃庄合译了达尔文的两部名著《物种起源》和《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

1952年，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大学最好的海洋科学和海洋生物专业聚于青岛。1953年，应山东大学副校长、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的邀请，方宗熙到山东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开启了全世界海洋生物遗传学和育种学研究的序幕。从此方宗熙深深扎根青岛，为我国的海洋科研事业呕心沥血。1958年，山大由青岛迁往济南，方宗熙留任山东海洋学院生物系，1959年山东海洋学院建立后，方宗熙先后任该院海洋生物遗传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及副院长，并撰写了大量的大学生物课本和参考书。

海带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1958年开始，兼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的方宗熙就着眼于海藻遗传研究和育种研究，并成功地培育出“海青一号”宽叶品种、“海青二号”长叶品种和“海青三号”厚叶品种等海带新品种，上世纪70年代，方宗熙带领团队开展海带单倍体遗传育种研究，首次发现了海带雌性生活史，成功培育了雌性孢子体，使我国成为国际上唯一一个实现大型海藻种质资源长期保存的国家。方宗熙的科研脚步可以说是紧锣密鼓，他领导完成的“单海一号”海带单倍体新品种培养，不仅开创了我国海洋生物细胞工程育种的里程碑，更是我国褐藻遗传育种的标志性成果。

作为一名教育家，方宗熙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他在青岛高等教育岗位上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他领导建立的海洋生物遗传育种研究室，已经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为我国海洋科技研发领域中的一支生力军。在做好大量的国内工作之余，方宗熙致力于进行对外学术交流，扩大我国海洋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多次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学术会议。今天，后辈们沿着他的足迹，没有停止跋涉的脚步。2018年，中国海洋大学与挪威卑尔根大学签署成立“方宗熙——萨斯海洋分子生物学中心”合作协议，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分子生物学学术研究机构，隶属于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并独立运行。正是有了大师们的耕耘作为基础，青岛的海洋科研事业前景也越来越广阔。   马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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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山海有情 往事堪记取

上世纪三十年代来青岛的众多文化名人里，萧军显得非常特别，他赤手空拳而来，与伴侣萧红都是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在文学上处于起步阶段，来青岛也是投奔老友舒群夫妇，然而他们在青岛不仅找到了身心的慰藉，还找到了奉献终生的文学事业和珍贵的进步思想。合体来看，萧军、萧红的经历，是进步作家在那个时代难得的成长样本，他们在青岛创作了各自文学历程上的重要作品。分开来看，萧军在青岛得到了个人的极大发展，他作为编辑、作家、武术好手的身份都在青岛找到了应和。无怪乎萧军后来多次造访青岛，留下了多首诗作抚今追昔，表达对这座城的眷恋之感。

1934年夏天，萧军在大港码头第一次踏上青岛土地，身边陪伴的是他从伪满洲国带出来的伴侣萧红，而码头上迎接他的是他在东北时期的好友舒群，舒群娶了青岛媳妇后力邀萧军、萧红来青，有了日后文学史的这段传奇。萧军写道：“青岛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纪念的地方。1934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就由我们居住。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27岁的萧军在哈尔滨与萧红合写过一本小说散文集《跋涉》，来到青岛后，他担任了《青岛晨报》（副刊）编辑，一边继续他的文学创作事业，还成为进步书店“荒岛书店”的常客。

与高校象牙塔里的名家不同，萧军的青岛生活一开始就与市井息息相关，他在回忆里写道：“夏天我常到海水浴场洗海澡，从我们家到海水浴场，来回都要经过荒岛书店的门前，常到里面看看，喝杯茶，有时还要吃个西瓜。”《青岛晨报》编辑同事张梅林回忆，当年他和萧军、萧红日常一起去市场买菜，做俄式大菜汤、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当时的萧军不修边幅，“他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日后的著名文学家、电影艺术家黄宗江当时还是个中学生，他家住在东方市场对面，经常到荒岛书店买书、看书，结识了萧军，萧军安排黄宗江和同学李前管负责中学生文学创作版面，发表了黄宗江的第一批作品。

在青岛，萧军、萧红的创作非常顺利；1934年秋天，萧军写完了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则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深受进步思想影响的萧军听从了荒岛书店经营者孙乐文的建议，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萧军回忆，“我在青岛时，还是一个刚踏上文坛不久的热心青年，我在信中大概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决心投身文化运动的青年，当时应干些什么；一是想请鲁迅先生看看我和萧红已经完稿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封信写于这一年的十月，通讯地址为“青岛广西路新4号荒岛书店”。在信中，原名刘鸿霖的他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这也意味着一个对抗战时期文学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家萧军正式在青岛登场了。

出乎萧军、萧红的意外，鲁迅很快写来了回信，兴奋的萧军、萧红把《生死场》的抄稿和之前出版的《跋涉》寄给上海的鲁迅。就在这时，青岛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夫妇被捕。萧军在《青岛怀踪录》中写道：“一夜，孙乐文把我约到栈桥，给了我40元路费，并嘱咐我们应及时离开青岛。我与萧红得此消息后，即约同朋友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的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所有家具，搭乘了一艘日本轮船的四等舱逃离前去上海。”到了上海，在鲁迅的支持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出版，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关注，萧军也就此成为“鲁门弟子”里颇具文学影响力的成员。

萧军与萧红的情感经历也是两人人生传奇的一部分。在青岛时期两人情感较为稳定，萧军回忆说：“每于夜阑人静，和萧红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1936年，萧红从上海赴日本，萧军只身返回青岛，住在当时正在放暑假的“山东大学”（原国立青岛大学）宿舍楼里，萧军回忆：“我住了大约两个月，由于没有什么外来的干扰，感情、思想上也没什么波动，因此写作进行得还顺利。除写完了（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一部的后半部分，把第二部基本初稿也写完了，约十几万字，还写了《邻居》《水灵山岛》两篇散文，它们全是取材于青岛的。”萧军后来回忆这两个月的生活深有感触：“我从来没有像那样无忧无虑、不担心生活，不被各种思想和感情所烦扰，不用想什么计谋和策略来对付各样事情、各样人，完全可以自由思索，自由写作。”

抗战爆发后，萧军、萧红重聚又分手，结束了一段载入文学史的感情。在萧军的笔下，他对青岛时光的梳理、重写，呈现了他内心的情愫。1979年，青岛文史学者鲁海将观象一路1号小楼照片寄给了萧军，萧军在回信里附了诗作《题青岛观象一路1号故居》。诗作第二首云：生离死别两浮沉，玉结冰壶一寸心。缘聚缘分原自幻，花开花谢罔怆神。珠残镜破应难卜，雨走云行取次分。尽有伯牙琴韵在，高山流水那堪闻。上世纪八十年代，萧军曾重访青岛，在他的《青岛怀踪录》里更有对这个城市深情的表白：“我于青岛曾有过三度去住因缘，45年过去了，这之间尽管我东飘西泊，也还并未忘记这个我曾经几次居留过的美丽的山岛，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和深深的感情。” 米荆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