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历史时空壮阔吟游

       作家老藤新作《铜行里》前不久面世了，这部讲述沈阳城中一条300多年老胡同里制铜行业兴衰的小说，依然秉持他一贯探寻的史诗文风，盘桓于所居城市沈阳的近现代时空。

　　屈指算来，老藤已在沈阳生活了7个年头，他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除了《铜行里》，中篇小说《鸡架之城》《七七级》，还有明年即将出版的新长篇《北爱》，都以沈阳为背景。他爱这座城市，爱她的烟火气和人情味，爱她适合百姓生活。哪怕是生活并不富裕的人，在这座城市里也能活出一份逍遥：夏日的街头，支一个铁皮烤炉，三五人围桌而坐，吃鸡架、喝“老雪”、侃大山，是这座城市最能抚慰人心的风景。

　　还有一点，这座“东北的母亲城”，积淀了太多文学宝矿。老藤心目中，沈阳是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英雄城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线建设等等各个时期，这座城市做出的牺牲与贡献无法估量。当年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家国情怀激励下，沈阳如同一位伟大的慈母，把无数优秀儿女送到了大西北、大西南，使沈阳工业的种子，在西北的茫茫戈壁、西南的崇山峻岭中生根发芽，遍地开花。他在《铜行里》里真实再现了这段历史。

　　不过，老藤内心深处，还隐藏着对另一座城市、一片地域的偏爱，不容替代，那就是青岛即墨。离开故乡40年，他依然心心念念。他说山东人普遍重乡情，老家情结是融化在血液中的基因。每年清明，回乡扫墓祭祖都是老藤必做的事，这两年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回来，让他常感不安。

　　历史与民俗是城市的入口

　　“千年即墨，百年青岛”，出生于历史文化厚重的古老青岛“腹地”，或许也是老藤喜欢以历史与民俗的视角书写城市的缘起，它们成为作家进入城市时空的入口。

　　这种书写对老藤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史料的剪裁和运用，容不得信马由缰、胡乱穿越，必须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有机结合，这也让老藤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到一座城市，必先研读那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喜欢收藏地方志，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方志。“最真实的历史镜头，往往隐藏在方志里，我从中汲取了许多文学养分，找到了许多灵感。”与当地老者的交流也是必需，“我觉得每个老人都是一本有自身特点的人生巨著，这方面不能以事业成败论英雄，而应以人生命运的曲折跌宕分雅俗。你会发现他们阅历丰富，话语简洁，某些感悟并不比哲学家差。”

　　说到《铜行里》，就要提到老藤对青铜器的偏爱，他认为其中含有中华文明最初的密码。三星堆考古有了新发现之后，这一认识得以强化：“青铜才是中华工匠精神之滥觞。”《铜行里》的创作此时应运而生。

　　老藤工作的辽宁省作协机关离沈阳故宫不远。一日午后散步，行至沈阳中街，抬头见一块仿古牌坊，上书“铜行胡同”，可除却牌坊，再找不到其他铜行胡同的遗迹。问过许多人，都对此一无所知。这让老藤觉得有些可惜，“这么一条有数百年历史的胡同怎么就被人遗忘了呢？应该把它从尘封中打捞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它。”幸运的是，铜行胡同最大的响器店的传人还在，他便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著名铜雕工艺大师石洪祥的原型，其中诸多铜匠生活的素材也来自这位现实中的传承人。

　　跨越三省四市的阅历是用之不竭的财富

　　1971年，老藤跟随父母从即墨迁居黑龙江五大连池。在一个8岁孩子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此生难忘的冬天。当年在四方区姨妈家吃过午饭，一家人乘火车去沈阳，然后换火车去北安。从青岛出发时还是阳光灿烂，到了东北一下子就进入了冰雪世界，那种感受难以言表。“我当时上小学一年级，旅途中一直背着一把民国时期的茶壶，茶壶在拥挤的火车上碰掉了一侧铜柄提梁，我心疼得不得了。这把残损的茶壶我一直放在书柜的顶端，每次拭擦它都会百感交集，耳边就会想起绿皮火车在冬夜里咣当咣当的响声。壶上画的寿星及和合二仙，曾让我产生过无限遐想……”

　　在黑龙江22年的生活，后来都全景式呈现于小说《北地》中。1993年春天，老藤调至大连工作，从那里再到沈阳，总体上经历了鲁、黑、辽三省和青岛、黑河、大连、沈阳四座城市的辗转，其中还在辽西和宁波挂职工作了一段时间。老藤说，阅历就是财富，三省四市的生活阅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

　　40年过去了，当年青岛的乡音，至今依然亲切入耳，红瓦绿树依旧诗意盎然，海鲜美食也依旧暖心解馋。几乎年年返青的老藤乐于看到家乡发生的巨变：“尤其这十年，青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快步推进，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每每与朋友谈起青岛，心里都会涌出一种自豪感。”老藤说他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家乡的作品，“我童年生活的田横镇本身就有故事，义薄云天的田横五百士应该在当代文学中得以复活。”但可能是因为近乡情更怯，这部作品迟迟没有动笔，“主要是担心准备不足浪费了这一宝贵题材。我想，既然为家乡书写已经列入了创作计划，就力争为家乡的读者交上一份及格的答卷吧。”

　　在文学的视野呈现历史的真实

　　在老藤的创作中，个人与时代、历史与现实的交叠，大时代中几代人的命运交织、变迁，似乎是永恒的主题，对于宏阔而复杂的文本，他乐此不疲。他告诉记者，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审美取向，他的写作追求更倾向于史诗书写，并一直处于尝试和探索中。

　　“现实，往往是历史的重演，写历史其实就是在写现实。忠实地记录历史是作家的良心和责任的体现，若干年后，如同今天的学者研究明清民俗社会要研读《红楼梦》和《金瓶梅》一样，聪明的读者会从当下作家作品中一睹历史的原貌。”

　　在老藤看来，正史大都简约，要么高度概括，要么囿于模板，不会有任何细节记录。但在文学作品中，社会生活的真实就能得到比较完整的描绘。因此，他更注重在作品中描摹时代风貌和风云际会，描摹社会的细部纹理。《北地》中，老藤描绘北大荒开发以来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希望以文学的视野给予读者了解、认知北大荒半个世纪变迁的可能性。

　　说到文学在当下的价值，老藤表示，只要作者有抒发的欲望、有记录的责任、有笑骂的自由，文学就不会贬值，“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样艺术能全方位地替代文学。纯文学暂时有些式微是不争的现实，除了阅读方式日渐多样化分流了读者外，与作家对读者的疏离也有一定关系。小说不是一个人的狂欢。”

　　他认为，好的作品应该给读者带来收获：第一，有所发现。发现读者没有发现的东西，也就是作家替读者去发现、去选粹，让读者读后能获取知识，丰富生活；第二，能够在情感和审美上感染读者，获得共鸣；第三，呼应读者的关切。老藤主张“文学应当成为社会风尚的风向标：“‘五四运动’最初就发轫于文学的革命，《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11月，文学为改革开放发出了先声。我想，在呼应读者方面，作家有这种敏感，有这种思索，当然也有这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