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演歌手：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老杨”在沙滩上弹唱。

　　■在石老人海水浴场，路演歌手的歌声吸引了年轻人“围观”。 　　本版摄影 王 雷

　　石老人沙滩，流动性最强的是沙子，其次是路演歌手（也称“街头歌手”）。

　　从如是书店到花神咖啡，全长836米，这是石老人路演歌手的“财富廊道”。旺季，这里常常聚集着30余人；淡季，这里逐渐减少至三五人。路演歌手总结出石老人沙滩的“N好”演出规律：中间位置比两头好，晚上收入比白天好，夏天比冬天好，两两间距20米比较好；音响要好，民谣打赏比摇滚好，刘若英最好。

　　从石老人沙滩沿着海岸线一路向西，路演歌手的“黄金位置”有小麦岛（20余组）、“三浴”（10余组）、中山路圣弥厄尔大教堂（三四组）。“音乐广场、台东、乐客城等区域也分布着路演歌手。如今，“三浴”取消了路演许可，栈桥、五四广场也不允许街头演出，路演歌手愈发集中在有限的地点。粗略估算，活跃在岛城的路演歌手大致在百人规模。”资深从业者杨松杰如是介绍。

　　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显性表达，街头演艺亦是一道美丽的都市风景，屡屡成为极具闪光点的城市记忆。从纽约、巴黎、巴塞罗那到成都、杭州，当人们不经意间和那些街头演艺“巷遇”时，心中总会不自觉地泛起某种美好的情感。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短短一首歌的时间，不只带给路演歌手一段“城市际遇”，也带给城市文化一次“临场体检”。当下，那些行走街头的路演歌手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又该如何引导培育令其呈现“城市之美”？日前，记者跟访了部分路演歌手，希望能从一线的交流中倾听从业者的真实心声，换位思考“公共秩序”与“街头演艺”的平衡之道。

　　晚上6点，路演歌手“开工”

　　晚上6点，带上吉他、话筒和二维码，将音响调到路人不可能错过的声量，找一个游客不疏不密、周边居民收入较高的地点，打开点歌小程序，路演歌手“开工”了。

　　作为石老人沙滩出勤率最高的歌手之一，昵称“聪哥”的孙聪伟是圈子里的新人。2020年，他在石老人沙滩遇见一拨又一拨路演歌手，心动之余，便拿起吉他，由“打赏者”变成了“被打赏者”。“好的时候，一晚上有近十位路人点歌。我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出门，交朋友才是最重要的。”“聪哥”表示，“跟点歌人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彼此聊得开心，互相加上微信，成为萍水相逢的朋友，也是一种快乐。”

　　昵称“小左”的左耿华是从业十余年的资深歌手。2012年，左耿华被西单女孩北京地下通道唱歌的经历吸引，在青岛街头开唱。十余年来，“小左”先后辗转于小埠东、李村夜市等区域。2020年底，“小左”跟随好友杨松杰入驻石老人沙滩，一直唱到今年。现在，“小左”开了一家音乐吧，偶尔“技痒”也会重返路演现场。

　　路演歌手杨松杰已经唱了15年，工作日他是房地产从业者，周末时就变身歌手“老杨”。2008年，还在济南读大学的“老杨”带上吉他，和两个朋友一起奔赴上海，开启了街头演艺之旅。

　　“我当时喜欢边旅行边演唱，从扬州唱到石家庄……一次，我们三个人在上海正大广场从上午唱到晚上8点，赚了2200元。之后，我们继续旅行演唱、寻找灵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一天赚过那么多钱。一路旅行，一路演唱，我感觉没有白活，虽然没有特别大的成就，但内心充实。”“老杨”说。

　　“老杨”选择路演地点的方式类似“占卜”：打开手机，如果时间尾数是单数就去石老人，双数就去极地海洋公园或雕塑园。此外，他也会“光顾”老城区的鱼山路或太平角公园。

　　坚持出勤的“聪哥”，间歇出演的“小左”，业余出现的“老杨”，基本概括了青岛路演歌手的状态。当然，过路歌手、大学生歌手以及游客客串的歌手也会出现在海滩上，部分专业歌手偶尔“下凡”，到海滩开“歌友会”，现场气氛热烈。而在小麦岛，由文艺青年组成的团体“青未”在这里开唱，目前已成一片文化风景。

　　路演歌手的旺季是“五一”假期至国庆节，其间，优秀歌手的周末单日收入可达千元上下。进入冬季，歌手的单日收入迅速降到两百元甚至百元左右。“聪哥”一年12个月都在石老人路演，根据他的经验，冬季歌手的月收入不超过两千元，即便是暑期旺季，月入万元也并非易事。“旺季会遭遇天气原因，有时围观的人虽多，但付费点歌的人少。我认为，青岛路演歌手的月收入很难突破两万元。”“聪哥”表示。

　　如何把歌迷吸引到身边，路演歌手各有“妙招”。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女歌手喜欢唱陈粒、张悬等独立歌手的作品，而男歌手的常见策略是用周杰伦、麻园诗人、万能青年旅店或网红歌曲聚拢人群，并分享故事获得歌迷共鸣。刘若英的《后来》、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是公认最“吸金”的两首歌——毕竟中年粉丝才是真正有经济实力打赏的群体。

　　在路演歌手中，更高“段位”的当属原创歌手。据悉，原创歌曲与歌手有种“人歌合一”的感觉，能抓住歌迷的内心。“老杨”就擅长把地产人的感悟写进音乐里——配合自己的“卖房任务”，他在个人平台发布了多首弹唱视频，吁出了中年人的喟叹。

　　不过，一些歌手唱着唱着就“消失”了。“小左”在乐客城路演时认识了歌手韩丙涛。“这几年，他已经不出来唱歌了。他在2016年和2017年参加了不少比赛，如今在抖音上还能搜出他的歌曲。”“小左”介绍，2020年，韩丙涛凭借原创单曲《不一样》在音乐综艺节目《东方音乐挑战赛》上获得最具风格歌手奖。然而，在海量的原创音乐里，原创音乐人极易被埋没。“做音乐很难赚钱。除了头部艺人，其他的歌手与‘打工人’没什么区别。即使接到演出邀请，收入也只是比‘打工人’稍高一点。做音乐要成名太难了。”“小左”如此感慨说。

　　打赏后，一抹暖色动人

　　在音乐人里，路演歌手是最不避讳谈钱的群体。打赏故事深刻又鲜活，他们甚至能记住打赏者的一些细节。

　　关于从业以来出手最大方的打赏者的记忆，“聪哥”和“小左”的经历相似。

　　“那是2021年冬天，我在石老人海边路演，有位大姐说：‘小伙子，这么冷的天弹琴容易落下毛病，等老了，手指可能无法弹琴了。’”“聪哥”表示，“大姐给了我一百元，嘱咐我‘今天就别唱了’。”在路演歌手里，“聪哥”是少有的“全勤人士”。深冬时节，海滩行人稀少，他仍然坚持为三两个路人开唱。“人少更适合交流，特别容易发生感动我的事。”“聪哥”这样告诉记者。

　　在“小左”的记忆里，最大方的打赏者也是一位女士。“今年，我在车站附近唱歌，一位50多岁的大姐向我招手示意，然后拿出一张纸巾包了一卷钱放在我前面。晚上收工时，我发现纸巾里包着800元。这些人的认可正是我出门唱歌的动力。”与陌生人不期而遇的那种感觉是路演对“小左”最大的吸引力，“小左”表示，“路演与店里唱歌是两种感觉。户外的陌生人是知音，她们留下钱就走，特别暖心。”

　　作为一名资深的路演歌者，“老杨”唱遍了大江南北，最难忘的是在乐客城遇见的一群特殊“客人”。“2014年中秋节，有三位农民工找到我点歌。他们说：‘我们一年没回家，想听首歌。’那首歌的第一句歌词是‘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我不会唱这首歌，就搜了乐谱现学现唱。唱完后，他们每人付给我1元钱。他们能够因我的演唱而感到安慰，甚至愿意为这首歌付费，这令我非常感动。”“老杨”说。

　　“老杨”是一位“地产人”，他将职业精神带进了路演行业——不仅制作月收入的列表，还针对不同的路演地点、打赏途径和年份收入起伏，甚至现金付费或线上打赏的比例做出统计。根据“老杨”的统计，路演歌手2015年前的收入以现金为主，2016年出现扫码打赏，不到两年，现金与微信打赏就“平分秋色”了。“网络不仅改变了支付渠道，也深度改变了歌手的经营方式。以往需要直接交流，现在，点歌小程序方便了‘社恐’的歌迷点歌，而直播则让打赏途径更加多元化。”“老杨”介绍。

　　据悉，在点歌小程序里，路演歌手可以设置30元、60元、90元不等的打赏额度。不过，“老杨”没有设置最低打赏金额，他说：“我的点歌打赏基本上都是30元，有人给66元，有人给99元，最多的一个人给我500元。”

　　其实，站在路演歌手面前点歌、听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面对面”的冲击力，粗粝的现场感，这会让路人被瞬间“拿捏”。路演歌手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如何能让观众掏钱？“成败”就在怦然心动的一瞬间。

　　作为一种行业，路演歌手必然要考虑生存空间，不得不面临愈加“内卷”的现状，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由此而生。“歌手之间争夺客源，你用小型音响，我就用大型音响。“三浴”就是‘毁’在这样的竞争里，歌手纯粹为了挣钱，现场震耳欲聋，一点氛围感都没有。”“聪哥”非常惋惜“三浴”这个曾经的“黄金场地”。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种劣质竞争也开始出现在石老人沙滩。“你不想让我唱，那你也别唱了。”歌手彼此用音响“对轰”的现象让“小左”痛心，他说：“其实，一些歌手并不是真的会唱歌，只是买个大功率音响就出门路演。这个行业缺乏专业管理。”

　　管理难？并非“零和博弈”

　　湖南人“小左”曾是青岛科技大学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毕业后，“小左”进入一家国企，借着公司聚会上一次偶然的才艺表演，他重拾了自己曾经的音乐梦。由此，“小左”迈进路演行业。“在我老家长沙那边，密集区域正规不会有八九个歌手一起唱歌。”“小左”对青岛路演管理的规范化有着自己的期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海的街头演艺活动自2014年起就实行“持证上岗”，而且，每位艺人要签订“不定价、不销售、不乞讨、不扰民”等上岗守则，遵循“定点、定时、定人、定事”原则，如有违规行为，表演资格就会被取消。这些举措不失为一种有益探索，规范了街头演艺人员的资质认证，形成了高素质、高品位的街演特色，推出了以罗小罗、廖敏杰为代表的百万粉丝级网红。此外，杭州目前已布局200余个常态化街头文艺演出点，成都、南京等城市的街头演艺同样精彩。

　　与全国城市相比，青岛的街头演艺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2020年12月，青岛市首批16个时尚艺术街区正式确定，首批近200人获得街头演出资质。不过，三年已过，歌手“持证上岗”、街头演艺地点常态化等措施并未持续推进。记者在采访中能够感知到路演歌手的困惑：持证艺人的证件效力并未得到“跨部门”的认可，而且未持证艺人也一样可以路演。

　　“老杨”一直忘不了上海的巡演之旅。“即便我是外来歌手，也能体会到城市的‘柔性’。”“老杨”说，“城管来了，你跟他说一声，城管就说‘欢迎来上海，但是下次不要来唱了’。”

　　此外，街头演艺松散存在，又有些先锋文化的特质，部分从业者存在过度“放飞自我”的问题，管理尺度的把控难度不小，因此也成为部门不愿接手的“烫手山芋”。

　　“但是，难管不应是‘绕道而行’的理由。因为，一座城市的文艺感‘拉满’，人心向往之，优秀的文艺作品也更容易诞生，《成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位音乐创作者告诉记者，“街头演艺与公共管理并非顾此失彼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在城市治理中，有了治理智慧，有了人文情怀，就能达到多目标的动态平衡，也会培植起丰沛的艺术土壤。”

　　在现实的执行中，在持证艺人和无证艺人之间，在常态和非常态的演出地点之间，露天演出的细化管理前路漫漫。

　　从户外“移师”室内是部分路演歌手的选择。来自广州的歌手一铭和她的“骑驴人乐队”在青岛颇有名气，他们凭借民谣风格、原创特色迅速“圈粉”无数，从五四广场路演到音乐吧驻唱，一步步从户外走进室内。“骑驴人乐队”中的一位歌手边亚创作实力突出，她的单曲《立春》入选了“后浪计划”。今年，边亚的2023年个人巡演——“亚子在水边”开到了南京、苏州、上海、北京。在艺术市集里听边亚唱歌的歌迷，现在也成为她巡演的歌迷。

　　“小左”今年不仅进入室内，还当上了老板——他跟朋友合伙开了音乐吧X World，地点距离他当年开唱的乐客城不远。“平时做音乐酒馆，周末参加乐队演出。没演出时，我就排练。我认识的几位路演歌手要么开了店，要么去了酒吧驻唱。”“小左”表示。

　　“老杨”仍然坚持他的业余路演生涯，骑着摩托随时出发。“老杨”告诉记者，“家人支持我的选择。老婆很羡慕我能从音乐中找到自我价值和心灵归属。我周末有时会带着孩子去唱歌，她们开心了就跟我一起唱。”

　　时光荏苒，“老杨”的两个女儿已长大，能陪着爸爸一起唱五条人的那首《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了。从街角、公园到海滩，“老杨”的摊位很好辨识——旁边停着大摩托，常伴身侧的是两句slogan：一曰：白天沉迷工作，夜晚属于生活；一曰：一直在走，白云苍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