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以最轻盈的口吻说出最严肃的问题

　　“没有人有权利去装模作样重现一个已不在世的人的生平。”这是米兰·昆德拉在他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中的话，也是他给予那些试图臆断、拼凑其流亡心路与隐秘生活的人的遗言。这位或许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作家，上周去世了。实际上早在37年前他就已经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低调到几度传出离世消息。如同阿丽亚娜·舍曼在《寻找米兰·昆德拉》中所言：“他为自己的生活以及与他的经历有牵连的百年历史贴上了封条。”而他却以小说洞察世间真相，在举重若轻的书写中保持世事洞明的人间清醒。

　　“米兰·昆德拉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七五年定居法国。”这是作家建议在自己书中保留的唯一生平简介，他援引福楼拜的话：“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或许正源于隐士的风度，米兰·昆德拉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然而，他终以书籍存在于世，藏迹于作品之中，获得了“永生”。11部小说，4本随笔集，1部戏剧，连同五十余种译本，构成米兰·昆德拉为全世界所追捧的文学国度，“生活在别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甚至书名也已成为文艺青年的日常叹息。人们为他故事中个性独立的主人公着迷，折服于作品蕴含的丰富哲理与诗意，他的小说总是以幽默的语调讲述着人的生存境况，而他的思想与态度，连同他不愿过多提及的过往，都不会被遗忘，因为或许，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位像他那样以最轻盈的“口吻”说出最严肃的问题的小说家了。

　　在极端轻盈与极端严肃之间

　　1983年，昆德拉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我这辈子的渴望是统一问题的极端严肃与形式的极端轻盈。这不是一个纯粹艺术上的渴望。一种轻浮的形式和一种严肃的主题，两者的结合，立刻使我们的戏剧——那些发生在我们床笫间，也发生在历史伟大舞台之上的，和它们可怕的无意义露出真相。我们经历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而昆德拉的小说之所以让人难以忘却，正是因为他努力在严肃与轻盈之间去发现那些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真相。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中，讲述各种奇思异想，包括性爱游戏和权力，冒渎不恭的轻佻手法之下，是对生命本质最沉痛的质疑；《告别圆舞曲》（又译作《为了告别的聚会》）吸取了音乐上圆舞曲的结构形式，在轻盈的圆舞曲结构与语言风格中，暗示生命的荒诞与沉重；超级畅销书《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看似几对男女的感情纠葛、聚散离合，置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剧变的历史背景之下即是轻与重的命运抉择，灵与肉的灵魂拷问；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篇幅不过百页，讲述五个朋友的“漫步”，被《纽约时报》批评“单薄”，而昆德拉依然在其中思考了他为人们所熟悉的主题：笑、恶作剧、绝望、性和死亡……

　　把严肃的主题寓于轻松戏谑的“漫步”中，这是昆德拉一贯秉持的小说态度，或许也正是他的人生态度，正如他在《庆祝无意义》中所写的那样：“我们早已明白不再可能推翻这个世界，重塑它，阻挡它不幸地向前奔跑。唯有一种可能的抵抗：不要对它太认真。”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小说家黛安·约翰逊曾在《时代书评》上撰文，推测“笑”对米兰·昆德拉的核心重要性，因为作家一度承认：他的书的名字是很容易互换的，“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可以命名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或《好笑的爱》。这些主题困扰着我，定义了我，不幸的是，也限制了我。除了这些主题，我没有什么可说或可写的了。”

　　在那位小说家看来，当米兰·昆德拉写“笑”的时候，“可能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把它看作是一种主观的欣赏或惊讶的表达，而是一种带有侵略意味的物质形态，一种真切存在的自卫行为，甚至是一种责任。”

　　在1985年米兰·昆德拉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他从一句犹太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开始，对于“笑”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可是上帝为什么要笑呢？因为人一想，真理就逃避了他。因为人想得越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分歧就越大。最后导致人永远不是他自以为的那样。”在他的文学评论集《小说的艺术》中，他提出：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声。小说的智慧不同于哲学的智慧，它不是从理论精神，而是从幽默精神中产生的。他还提到另一位作家卡夫卡，“卡夫卡不是一个悲剧作家，而是喜剧作家，请回顾一下《审判》的开篇：早晨，两个男人来到 K 家中。K 还没有起床就被告知自己被捕了。场面非常荒唐可笑。当卡夫卡第一次把这一章节读给他的朋友们听的时候，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所以读卡夫卡应该笑才对。把所有‘卡夫卡专家’忘到脑后。”

　　米兰·昆德拉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课时的助手克里斯蒂安·萨尔蒙曾经回忆他讲的小说史：“就像能勾连四百年生命线的萨满智者一样。他用一堂研讨课就总结了笑的历史，从拉伯雷开始，经过浪漫主义讽刺文学到果戈里，最后讲到贝克特式的荒诞。小说的历史就是一个回音室，……福楼拜的传统由乔伊斯继承，而卡夫卡则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白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对译本充满苛刻洁癖的小说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余中先是上海译文2003版《被背叛的遗嘱》的译者，他讲述当年真正见到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太太薇拉的细节。令他印象颇深的是昆德拉对自己作品译本的苛刻态度：他会做检查译文的工作，当时专门问到书中某一段的处理方式，表示那一段后来去掉了。余中先正巧带了法文原文，就拿给他看，并说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说明了这一段去掉，并换上哪一段……

　　这次对于译本的苛刻洁癖并不是昆德拉的个例，他曾用基本的词语概括自己小说的精髓：《笑忘录》里是遗忘、笑声、天使、力脱思特、边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则是轻、重、灵魂、身体、伟大的进军、屎、刻奇、眩晕、力量、软弱。因为每个词语明确的特征，不能被同义词取代，米兰·昆德拉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译者解释，避免他们擅作更换。

　　在《寻找米兰·昆德拉》中，作者阿丽亚娜·舍曼提及，从1980年中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获得成功开始，作家即投身于一场“大规模重写运动”，他几乎打算逐字逐句重审捷克语作品的翻译。比如：昆德拉就不同意弗朗索瓦·凯雷尔翻译的《好笑的爱》中的这段文字：“他的身体结束了消极抵抗。爱德华很激动！”“激动？”小说家反驳说，这很可笑。“兴奋？”也不好。应该写成：“爱德华勃起了。”一场争执不期而至。凯雷尔说：“坦率讲，我觉得‘勃起’不合适。昆德拉作品中从来没有粗俗的词汇，他的用词很传统。我当时不同意他的建议，现在也不同意，但是我让步了……”

　　作家亲自执笔修订自己书籍的“最终版”，仿佛实行某种原产地命名控制，并规定“只有作者审定的文字才具备与捷克文本同等的价值”。显然，这对译者造成了伤害，凯雷尔就此表示：“我有点儿难以接受。”于是1990年，这位联合国雇员、曾经的共产主义者，借口自己工作太忙拒绝了《不朽》的翻译。而某个名为埃娃·布洛克的女士接替了凯雷尔。

　　埃娃·布洛克是谁？翻译圈中从未听说过有此人存在。昆德拉研究专家绞尽脑汁也搞不清楚是谁。最终肯定，这名译者就是昆德拉本人，他的“故弄玄虚”在圈内已经闻名。而他却向一位朋友表示，那是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

　　据说，上世纪90年代，米兰·昆德拉用在翻译上的时间几乎比用在写作上的时间还要多。删改、涂抹，没有一页不做改动，简直偏执到令人眩晕。到了1995年，《慢》横空出世，这是第一部简约至极的短篇小说，作品直接用法语写就，引发不小的轰动。而此前昆德拉曾反复告知他的朋友：我无法想象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我太老了。一部随笔可以，但是小说不行。他说他永远都无法掌握法兰西语言的丰富词汇。

　　有一个小传说，米兰·昆德拉之所以对自己的作品如此上心，实则源于卡夫卡的教训。他曾经在一次上课时讲到：卡夫卡在遗嘱中要求将他未发表的书稿在他去世后全部焚毁，并把这项任务委托给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但是布罗德没有听他的话，最后《审判》和《城堡》得以挽救下来。昆德拉向听课的学生们抛出一个问题：“假如你是马克斯·布罗德，你会怎样做？”尊重作家意愿服从他，还是为后人着想背叛他？课程结束前，他透露了自己的立场：“我会保存卡夫卡的小说，但不发表他的日记。”或许正是从这则故事中，昆德拉总结出自己的教训：离开人世前，要亲自打磨并锁牢自己的作品。

　　米兰·昆德拉经典语录

　　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

　　人有一种天生的、难以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

　　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与议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

　　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

　　遇见是两个人的事，离开却是一个人的决定，遇见是一个开始，离开却是为了遇见下一个离开。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清静就是不被人注视的那种温馨感觉。人的眼光是沉重的负担，是吸人膏血的吻。

　　令她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