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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潮生是故乡

--青岛100个故事连环话

来源:青岛日报时间:2020-05-21 18:13

■位于西海岸新区的徐福东渡启航处。
 
■田横雕像
■位于即墨皋虞的『羲之祖居』牌坊。 王 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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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秦代方士,两次上表始皇,入海为其寻求神山仙药

徐福东渡:神秘虚幻的星辰大海

徐福东渡的故事很简单,即一位秦代的方士,两次上表秦始皇,入海为其寻求神山仙药,最后一次竟一去不复返了。这一事件为何最终成为“传说”,且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以故事、诗歌等民间文学的形式口耳相传,世代流播?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即越简单的事件,后人的记载越容易添枝加叶,况且秦始皇威名太大,再加上“方士”本身就弥漫着神秘色彩,这更为后人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于是,历代的徐福研究者就有了各种争论:徐福到底有没有其人?徐福是从哪里启航的?他一去不复返到底去了哪里?有没有到达日本?而抛出这些谜团的,多集中在山东的青岛、烟台,江苏的赣榆以及浙江的慈溪、象山一带,这是秦始皇东巡的“旅游线路”,也是民间关于徐福传说流传最兴盛的地方。

历史上对徐福这样记载:徐福,字君房,齐地琅琊人。仕途不通,学习针灸、炼丹等医术,成为秦时著名方士。一般的史学观点,把方士的起源归为周季思潮中的燕齐派。战国时代,方士主要流行于燕齐滨海之地,是神仙方术,与道家、阴阳五行学说的糅合,其法依于鬼神,其质求仙长生,逐步形成中国最古老的本土宗教——方仙道,亦是道教的前身和起源。

徐福的事迹,最早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有三处具体提到,分别是《秦始皇本纪》《封禅书》与《淮南衡山列传》。汉代东方朔在《海内十州记》中,也记载了徐福带童男童女坐楼船去“三神山”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五代后周时,开元寺和尚义楚在《义楚六帖》中称:“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不过,司马迁时距徐福东渡约有100年,以太史公制史的严谨,人物对话纵有艺术加工,时间、地点、情节脉络却多为可信,这也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徐福最准确、可依据的资料。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到泰山封禅,又从胶东郡芝罘(今烟台)山南下琅琊台,一路看到海湾内出现海市蜃楼,认为是仙人所显,遂在琅琊逗留。恰逢齐人徐福上表,言渤海外有仙山,可取长生之药。始皇大悦,于是百工造船,出海寻仙!《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需要提一句的是,徐福东渡求仙,需要抗风浪的大型海船,以及较先进的航海技术,这在秦代已经具备。据文献记载,秦统一中国后,融合越、吴、齐三国造船航海技术,使秦朝造船业与航海业获得大发展,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佐证。

可是,徐福这次扬帆东渡,并没有找到仙山神药,秦始皇只好继续派方士寻求仙人及长生不死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先后派遣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齐燕方士入海求仙人不死药,折腾几年“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东巡来到琅琊,徐福“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但不得不拜见秦始皇,解释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徐福见始皇信以为真,便提出拨派一些善射弓弩手随船出海,遇到大鱼时“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求仙心切,也就答应了徐福。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徐福第二次东渡时,始皇拨给童男女3000人,还有各种百工匠人及大量五谷种子及农具等。就这样,徐福第二次东渡求仙,结果却一去不复返。

关于徐福东渡最后的去处,《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说法是: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由于史料语焉不详,徐福到底去了哪里,也就如他的“方士”身份一样,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有人说他遇到大风浪,掉海里了;有人说他先去了韩国,留下一部分人,又去了日本。后期尤其是唐代中日韩文化、经贸往来密切,有人干脆将徐福奉为三国友好往来的“大使”。更为有趣的是,日本佐贺县至今仍留有“徐福上陆地”的标柱,因徐福东渡带去了各种百工匠人及大量五谷种子等,当地人将其奉为“司农耕神”和“医药神”,每年都隆重祭祀。而国内,像青岛的西海岸,连云港的赣榆,宁波的慈溪、象山等,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也均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方士”的传说,神秘又虚幻。能流传两千年且不衰的背后,是海纳百川的精神内核。我们纪念徐福,其实是纪念一代一代向海而强的探索精神,因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胡相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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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自认崇高的价值与尊严,回响山海两千年不绝——

田横与五百义士:不屈与义勇的动人意象

公元前202年的某一日,位于今天青岛即墨区东部横门湾中的一座海岛激荡一股悲凉之气。末代齐王田横即将启程,诀别同他甘苦与共、生死相随的五百将士,离开这处守备数年的最后的故国家园,奔赴自己的宿命之地洛阳。在那里,新近登基的汉王刘邦,正期待着“拔除”心头这根随时可能爆发的最锋利的刺。

2200多年前的这一方齐国故地,这片名不见经传的海岸究竟发生了什么?秦末汉初的历史图景,以这处后来被称作“田横”的微不足道的小岛,作为时空坐标重新加以演绎之时,不再只是故纸堆里不动声色的行文,而被赋予了更具个性锋芒的动人意象。

最初,齐王田儋为秦将章邯所杀,项梁解田儋的堂弟田荣之困,却为其所累,也被章邯所杀。项羽因此怨恨田荣,讨伐齐国。已自立齐王的田荣败走平原(今德州),被平原人所杀。此后齐国的历史进入田荣的弟弟田横时间,直至汉王刘邦派遣谋士郦食其赴齐。

《史记·田儋列传》中,司马迁着力铺陈了这段“前情提要”。郦食其游说齐王田荣的儿子田广和身为相国、大权在握的田横,欲联合破楚。原本一切顺利,偏偏此时汉将韩信率军突袭毫无防备的齐国都城,田横误以为郦食其背信弃义,怒而将其残忍烹杀……齐国没能逃出韩信的掌心,不肯归顺刘邦的田横也进入个人命运的转轮,余部500余人被迫退隐海岛。

此去经年,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初登帝位的刘邦又想起了田横,那个总是能够将齐国贤者聚为己用的落魄齐王,让他放心不下。他执意见他,招其前往都城洛阳……数年前编剧曲直创作的电影剧本《杀道》中浓墨刻画了田横陷入挣扎与抉择的两难情境。遗世独立的日子终将过去,人性耀目的高光时刻终将来临。无法背离自己的信念与良知的田横自刎于距离洛阳城30里处的今河南偃师,留给两位同行门客的遗言铿锵:“我与刘邦同为王者,今却沦为逃亡的俘虏。做他的臣子已是莫大的耻辱,而更重要的是,我残杀了郦食其,却要与他的弟弟共事一主,这让我如何能不愧对自己的良心……”生命的最后时刻,田横所思考的依然是尊严与良心的人生大问题。他恳请门客捧其头颅骑马去见刘邦,料想30里地的距离刘邦理应能够看到自己活生生的样子,也算信守了见面的承诺……

而海岛之上,闻听田横的死讯,五百将士悲愤吟咏挽歌,那首挽歌至唐代仍传唱不衰。众人随即集体慨然赴死,追随最后的齐王而去。田横与五百士,共同捍卫了自己所认定的无比崇高的尊严与价值,远比死亡本身更加重要。自古以来,成王败寇,但对于田横和五百义士而言却是个例外。2200多年来,人们从未忘记过他们。今天在这处面积仅有1.46平方公里的岛屿的制高点——田横顶上,依然高高矗立着田横的塑像,于周围的一片葱茏山野间探出伟岸身躯,远眺这一片山海。与之相邻的,是至今仍不时有人前往敬拜的五百义士冢,家乡即墨的编剧曲直还记得,在义士冢还没有被精心修葺的上世纪八十年,这里仍有来自各地的朝拜者。

不过,即便是当年初拟了田横雕像背面碑文的耄耋之年的即墨历史学者孙鹏,也无法确切考证五百义士的墓冢的确切纪年,它长久存在于即墨的民间记忆中,久而久之,便与田横的历史故事一起,成为一种不屈与义勇的精神气节的象征。

在孙鹏老先生看来,即墨田横五百士,之所以在今天仍为人们铭记,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画家徐悲鸿,上世纪20年代末,他曾登岛寻访太史公笔下的历史现场,画作《田横五百士》的创作历时两年,抗战中,这幅描摹2200年前的田横与五百义士永诀瞬间的杰作,让人们再度记起,这些不屈与无畏的忠魂。义勇的决绝,生死与共的信与义,激励危亡中的人们无所畏惧,去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司马迁给予了田横至高的评价,而徐悲鸿,也圆满回应了“太史公曰”中的那句感慨:有多少擅画之人,为什么就不能将田横和五百义士的故事描绘出来呢?

至今,曲直仍期盼着电影剧本《杀道》的重启,这个因种种原因被搁置的IP能否重新进入当代青岛人的视野,似乎从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今天我们如何来看待田横和五百士的价值意义。

李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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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虽生于临沂,但他的祖先从西汉起就生活在此——

皋虞王氏:一个显门望族的即墨渊源

中国历史上历次的人口大迁徙,多是由于战乱、灾害、瘟疫引起,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耻、大槐树移民、湖广填川、闯关东、走西口等,而文学史上最富故事性,又最容易让今人引以为羡的,莫过于永嘉之乱中的晋室南迁(又称“衣冠南渡”)。

关于这段历史,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流传最广。诗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旧时王谢”,指的即是北方贵胄王家与谢家,因战乱避居金陵(今南京),同住秦淮河乌衣巷的故事。

无论时光怎么迭代流转,不能否认,今人对历史上的“王氏”印象一直都不错,魏晋是一个“尚神”“尚韵”的时代,围绕“王氏”所氤氲的种种“自由”“放浪”“洒脱”,是人们对这个家族的一种“符号”式记忆。除却南朝刘义庆编写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这种“符号”记忆的产生,则离不开“王家”的一个关键人物——王羲之。

我们通常这样介绍这位影响了千年书坛的艺术家: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祖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行书《兰亭序》为“天下第一”。王羲之虽然生在琅琊临沂,但有趣的是,他的家族却和即墨有着很深的渊源,因为他的祖先从西汉起就生活在当时的琅琊皋虞(今青岛市即墨区)。从王羲之的先祖西汉博士谏议大夫王吉开始,王氏族人名士辈出,文堪风雅绝代,武能安邦定国,王羲之和他的先人们构成的显门望族,在西汉至晋朝的数百年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历史。

王氏祖居即墨,这曾是个一再被怀疑的事实。因为在正史中,王氏迁居临沂的原因一直语焉不详,而世人在介绍王羲之时,也均是说他祖居“琅琊临沂”,确实没提他之前的老祖宗的事儿。幸运的是,有学者从清同治版的《即墨县志》中,发现了关于“王氏”的一些记载。“人物·王崇”篇记:“崇祖孙父子世居于墨,数传至祥、览,居临沂为晋名臣,……琅琊诸王所从出也。”王崇是王吉的孙子,王骏(西汉丞相)的儿子,官职西汉大司空,封抚平侯。而《晋书·王祥传》又记:“王祥,字休微,琅琊临沂人也,汉谏议大夫王吉之后也。”王览则是王祥的同父异母兄弟。尽管这一记载十分简略,但对于皋虞王氏和临沂王氏来说,这座谱系传承“桥”也就搭起来了,这清楚地表明,王吉就是琅琊临沂王氏的先祖。

今天,从青岛市区乘坐地铁11号线到即墨,有一站保留了“皋虞”这一地名,出地铁口,一座书写着“羲之祖居”的仿古牌坊,在村口静静地诉说着这片区域曾经的辉煌。距村庄西北约一公里,是王吉古墓群,1982年被列为青岛市政府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被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黄尘古道,虽然古墓横陈阡陌,然而琅琊王氏自此发迹,经汉,又历魏、晋、南北朝至今已有2100余年。这2100余年里,王吉的子孙们从即墨到临沂,从临沂到南京,从南京到杭州,再到绍兴,绘就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南迁图”。尤其是经过汉朝和魏晋几百年时间的积累与发展,“王氏”到东晋时期得到全盛的展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王氏家族也衣冠南渡。后助力司马睿建都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中兴了晋室,并与王家共享天下,史称“王与马,共天下”。

历史中的王氏家族,不仅掌握兵权,政治地位悍然不动,能在朝堂上“弹冠”,文化艺术上,“二王”也是极尽魏晋风流,在亭台上各自“酬唱”。“南迁图”中的“画眼”固然在晋,但迁徙的起点——皋虞,这个王氏家族发迹的“原点”,不应该被遗忘。

记者:管理员